暮春叁月，海棠正烂漫，北京儿童医院西门花园，一座铜像耸立在鲜花翠柏前，大理石基座正面镶刻着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题字：“中国现代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诸福棠是我国现代儿科事业的开创者，北京儿童医院创始人，他1956年入党，将毕生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国儿童健康事业，其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儿科工作者。
一、学医济世，利国强民
1899年11月28日，诸福棠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东庭乡杨亭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以正直闻名乡里的儒医，父亲则一生办教育。姑母诸希贤是终身未嫁的教育家，对他树立“独立谋生，为国为民”的理想影响甚大。
诸福棠五六岁随长辈读古书，8岁起正式上小学，后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南洋公学中学部。他体弱多病，在南洋公学几年曾被白喉、伤寒、菌痢等疾病折磨。中学毕业之时，他决心学医，以济世救人为己任。
1919年，他考取了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1922年升入该学院本科。毕业时，诸福棠的学习成绩居全班首位，并获得协和医学院毕业生最高荣誉奖“文海奖”。在协和医学院学习期间，受客座教授美国著名儿科医生豪慈（L.Emmett Holt）影响，萌发了专攻儿科的念头。
1927年，诸福棠毕业后留在协和医学院。诸福棠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从早到晚穿梭于病房、门诊、实验室、图书馆之间，只用了一年半就当上了第一助理住院医师、助教。在协和的医疗实践中，他亲眼看见天花、白喉、伤寒、黑热病和先天性梅毒等残害着无数儿童，他倍感痛楚，立下志愿，要以毕生精力解救患病儿童。
1927年诸福棠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1928年，美国儿科医生魏吉（Alexander Ashley Weech）教授来到协和医学院管理儿科。魏吉教授非常赏识诸福棠，想方设法将他培养为卓有贡献的儿科专家。他曾回忆道：“我最感满意的是同住院医生诸福棠一起工作。诸福棠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和科学家，他对患儿特别关心，担心患儿的痛苦，甚至夜间都睡不踏实，是我一生中所遇见的最负责任的住院医生。”
事实上，魏吉教授也是诸福棠人生关键转折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929年夏，诸福棠的双亲不幸在同一个月里相继去世，他回无锡奔丧，并被当地普仁医院强烈挽留协助院务。正是魏吉教授一封接一封写信催促返京，诸福棠反复权衡，才最终于1930年春返回协和医学院。他后来说，如果没有听从魏吉教授的召唤，将来可能无法在儿科学界有大的建树。
诸福棠的青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诸福棠正乘坐日本轮船“大洋丸”，奉派前往美国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研修。当“大洋丸”上响起事变消息的广播时，诸福棠和叁位同事悲愤交加。此情此景，剜人心窝，漂洋过海求学深造的诸福棠决心此行务求有所作为，实现科学救国的宏愿，决不甘做任人宰割的亡国奴！
研修期间，他如饥似渴，虚心好学，处处拜师求教。离开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时，全院职工给他的信上写道：“诸大夫不但是一个好医生，又是一位人格完善的人。”后来，他又只身前往欧洲多国求学。
但诸福棠心中挂念的始终是千疮百孔的祖国。学成回到协和医学院后，1936年，他很快升任小儿科主任。在当时的协和医学院临床科室中，他是担任科主任的第一位中国人。当时，协和所有教材全是外文的，儿科一直沿用着豪慈教授所着的《婴儿和儿童的疾病》一书。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诸福棠迫切地感到应该编写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科医学全书。
诸福棠和同事、助手范权、苏祖斐、吴瑞萍、邓金鍌等人共同耕耘，苦战数载，1943年，80万字的 《实用儿科学》终于出版了，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儿科医学的专业学术著作。诸福棠在写作初稿时，亲自动手写了80%的内容，并开创了儿科同道分工合作、集体著述的医学著书先河。宋庆龄在上海看到刚出版的《实用儿科学》时十分高兴，设法辗转寄到解放区，《实用儿科学》在那里得到广泛翻印，对解放区的儿童医疗保健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张金哲追忆诸福棠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实用儿科学》亦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92年，该书开始第6版修订，修订过程中诸福棠不幸辞世，为了缅怀和纪念他，自第6版开始更名为《诸福棠实用儿科学》。2015年，该书出版第8版，为上下两厚册，共计600余万字。2019年12月，该书启动第9版修订。经70余年积淀，《诸福棠实用儿科学》成为儿科领域传世经典巨着，至今仍是儿科医务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二、消除麻疹，挽救无数患儿
诸福棠是一名具有远见卓识，责任心极强的儿科专家。在解放前贫困落后、医疗卫生事业困难重重、举步艰难的环境下，他就考虑到整个儿科事业的发展。他从青年时代就明确了要医、教、研、防全面发展。
诸福棠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是用胎盘球蛋白预防麻疹，并领头研究麻疹减毒活疫苗。1927年刚当医生时，诸福棠发现麻疹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传染病，且没有预防和治疗办法。他想起大西洋法鲁岛麻疹流行时，近叁分之一患者死亡，而许多得过麻疹的母亲所生的新生儿却安然无恙。是不是患过麻疹的母亲，产生了一种抗体可以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呢？
1931年，年仅32岁的诸福棠，在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研修时，利用良好的设施开始了世界上最初的儿科免疫学科研工作，并开始证实他的上述设想。他收集了健康产妇的胎盘，以百分之二的盐水浸泡。浸液中用不同浓度硫酸镁液沉淀下来两种不同的球蛋白。其中一种易溶于生理盐水，叫假球蛋白（笔蝉别耻诲辞驳濒辞产耻濒颈苍），这就是含有抗体的球蛋白。诸福棠在兔子身上做试验，证明它含有白喉抗毒素成分，后来还证明它含有猩红热抗毒素成分。用肌肉注射的方法给予接触麻疹的易感儿，证明在较早的潜伏期使用可以预防发病；即使发病，至少可以减轻症状，不致并发肺炎而危及生命。
诸福棠把这一新发现报告了导师麦肯教授，得到了他的支持。那些日子，诸福棠废寝忘食，隔一两天就提着一个消过毒的小桶送到旁边的哈佛妇产医院, 求那里的护士把健康产妇的胎盘留下，他再取回作为试验研究材料，从中提取出宝贵的假球蛋白。反复多次试验研究后，终获成功。
诸福棠把试验报告和临床报告写成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传染病学杂志》和《儿童疾病杂志》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闻讯前来采访，写出《麻疹病儿的福音》一文，立即成为轰动全美国的新闻，一名年轻中国医生的科研成果不但造福了美国儿童，而且使全世界的儿童受益。
20世纪60年代初期，麻疹减毒活疫苗在国际上迅速发展。作为儿科专家、免疫学先驱的诸福棠参加并组织领导了我国的麻疹疫苗相关工作，与北京、上海、长春的病毒、生物制品和儿童保健工作者一起团结协作，用我国自制的疫苗，到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进行接种，并观察临床反应、免疫作用和流行病学的效果，最后取得成功。
诸福棠等人给托儿所孩子打预防针
1964年，诸福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代表7个研究单位作了题为《麻疹人工自动免疫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受到国内外科学家一致赞扬。这项成果在北京城区推广。1965年秋，为了在广大农村推广，诸福棠在顺义县张喜庄公社工作了3个月，并日夜出诊，随叫随到。他发现，农村麻疹流行期比城市长，于是为当地大批易感婴幼儿集中注射麻疹疫苗，为周围接触易感儿肌肉注射胎盘球蛋白。
第二年春天，此地已不见麻疹流行。这个经验很快在全北京市农村推广，纷纷为易感儿注射疫苗，做麻疹自动免疫，从此北京儿童免遭麻疹流行之苦。该经验后续推广到全国后，婴幼儿麻疹病死率大大降低。在诸福棠和同道们的共同努力下，人类面对麻疹听天由命、束手无策的历史终于结束了，无数儿童免受麻疹摧残！
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是“预防为主”，这也是诸福棠一生追求的目标。1958年，他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了《全面推动地段保健是做好儿科工作的重要关键》一文，主张让街道地段担负起家庭宣教、防疫注射等任务，使预防保健工作深入每家每户，降低儿童患病率。这种做法在全国推广，取得明显成绩。次年，他在《建国十年来儿童保健事业的成就》一文中介绍该项预防工作取得的可喜进展。晚年，诸福棠仍反复强调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叁、国难当头创办医院，开启现代儿科新事业
1941年底，诸福棠放弃协和教授可到国外休假进修的待遇，于国难当头之际留守国内。不料，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被迫关闭。诸福棠没有固定收入，要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非常困难。但他心灵深处蕴含着一个更大的历史责任，他决定动手创办一所儿童医院。
诸福棠找到同事吴瑞萍、邓金鍌，叁人一拍即合，克服万难，于1942年建立了北平市第一所私立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前身），诸福棠任院长。
1942年北平私立儿童医院
院址是吴瑞萍自家的一座院落，位于东城区东堂子胡同13号。医疗用房由二层小楼改建而成；购药资金是诸福棠夫人朱定一找来亲戚卖掉房子的钱；院内桌椅家具，则是叁家共同凑齐的。
建院初期，医院工作人员有13 人，上午院内门诊，下午离院出诊。后来医院增设了6张病床，人员也增加到18人，日门诊量约200人次。人手不够时，医生兼财务，护士兼采购, 化验员兼挂号。三位学者创办儿童医院，一时成为新闻。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整版报道。
1946年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迁入位于市中心的府前街，使用面积扩大，日门诊量、病床、工作人员均有所增加，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患儿。由于名声在外，前门老火车站的叁轮车工人，不等患儿家长开口，就会主动把患儿拉到府前街来。
医院的工作异常忙碌，诸福棠和医生同事只能晚上查房。全院职工都住在院内，团结得像一家人，职工不分高低，吃住一律由院方免费提供。诸福棠还经常自己做东道主，组织职工郊游。尤为难得的是，这座小小的私立儿童医院有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医院随时购置医疗卫生书籍和新出版的期刊杂志。
诸福棠高超的医疗技术，对患儿的一片慈心柔肠得到了人们交口称赞，也影响着医院职工。医生们至今记得诸福棠当年的谆谆教诲：“要把病人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看作亲人。冬天给孩子叩诊或触摸身体的时候，要先在热水里或暖气上温温手……”在诸福棠带领下，大夫到贫苦人家出诊经常减收药费甚至免费施诊。在门诊看病，如果患儿骨瘦如柴，家长衣衫褴褛，大夫也会在处方单写上“蹿谤别别”字样，为患儿提供免费服务。
20世纪40年代，胡亚美、江载芳、李同先后来到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工作，形成了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叁老”带“叁小”的医生队伍。胡亚美、江载芳当时均为地下党员，她们成立了地下党小组，开展党的工作。
1949年，诸福棠根据自己行医多年积累的从业经验和心得体会，经同吴瑞萍、邓金鍌酝酿研究，反复推敲，制定了“公慈勤和”四字院训，并亲自挥毫，将其悬挂于门诊大厅。“公慈勤和”作为北京儿童医院院训，延续至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儿医人。
四、全力以赴新中国儿童健康事业
1949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0月1日，诸福棠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诸福棠认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比自己还要重视祖国新一代的健康成长，国家的力量比个人大得多。他对两位医院创办人掏出了考虑多日的心里话：“咱们把医院交公吧！”吴瑞萍伸出双臂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邓金鍌也表示完全同意。叁人的无私奉献和诚恳请求，最终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批准。
1951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指着复兴门外北侧护城河西一片田野和荒地，对诸福棠说：“在这里可以建一个大型儿童医院。”诸福棠担心地问：“这里方便吗？离城区是不是远了点？”彭真市长解释道：“用不了几年，这里会变成繁华地区，交通会便利的，对孩子和家长会方便的。”诸福棠接受了彭真市长的建议，就此确定新院址，占地100亩。
在人民政府不遗余力的投资和支持下，经叁年施工，1955年“六一”儿童节，倾注了诸福棠满腔心血的新儿童医院大楼矗立在复兴门外。该院的诞生翻开了中国现代儿科历史的新篇章。
1955年新院址全景图
在诸福棠的领导下，新建成的北京儿童医院吸引了大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的加入。他非常知人善任，堪称中国现代儿科界的伯乐。他安排胡亚美专攻小儿白血病和血液系统疾病，左启华主攻小儿神经病学，江载芳研究小儿结核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张金哲、潘少川、黄澄如分别深入开展和钻研小儿外科的普外、骨骼系统、泌尿系统等专业……这些人均成长为国内外着名的儿科专家，成绩斐然。
诸福棠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着眼于全国儿科事业的发展。他盼望着儿童医疗保健机构遍地开花，并为此不辞辛劳。解放前夕，全国只有3家小型儿童医院。21世纪初，全国已经有近50所省市级儿童医院或妇儿医院。
诸福棠是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至1981年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和《中华儿科杂志》总编辑；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诸福棠将毕生精力都放在儿童医疗保健事业上。80岁以前，他一直坚持出门诊、查房。1982年，83岁的诸福棠毅然辞掉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和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他说：“在儿科事业方面……人才辈出，后继力量非常雄厚，正是我引退的时刻。从此，我将愉快地从旁协助会务，尽心力所及，对儿科建设工作略尽天职，稍就一得之见。我认为新陈代谢是自然界永恒的现象，我们医务者更明白这个道理。老中青团结协作，使新的社会日臻完善，才能加速自然界的进化。”
20世纪80年代末，久负盛名的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与北京儿童医院结成姊妹医院，合作仪式上，加拿大籍华裔着名儿科教授、加中儿童保健基金会主席谢华真尊称诸福棠为“中国儿科之父”。1990年，我国卫生部和加拿大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决定正式设立“诸福棠奖”，表彰为祖国儿科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和单位。
与诸福棠相处半个世纪之久的吴瑞萍对诸福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知道得最多，体会得最深。他曾感叹到：“他的特点是目光深远，心胸开朗，事业心强、决心大、意志坚，有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有先人后己、重视团结的美德，待人接物的真挚诚恳，尤为感人。能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朝夕相伴，确实是我毕生莫大的幸运。”
诸福棠始终认为，儿科医疗事业将不断发展，前程无量，他自己开了个头，算是跑完了第一棒，这接力棒必然要靠后生晚辈一棒一棒传下去。1994年4月23日，诸福棠走完成就斐然的一生，享年94岁。追随着诸福棠的脚步，秉承他大公无私、勇于攀登、全心全意服务患儿的精神，北京儿童医院和全国儿科同道一起，继续将我国的儿童健康事业发展壮大。
文／北京儿童医院
